中西部疾控人才荒:贵州一年流失了7个博士
本报记者 伍月明 广州报道
近日,“复旦博士年收入仅8.2万”刷屏网络,将中西部疾控人的艰难处境暴露无遗。
连续3年就“稳定疾控人才队伍”提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对外表示:“我们2018年流失的一个博士,上海复旦大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毕业。作为40岁的副主任医师,2017年全年到手的收入只有8.2万元。”
5月27日,何琳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背后的故事:“我之所以提到复旦的博士,是因为觉得可惜。他学的专业是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工作都非常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
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从中国疾控中心到各地疾控部门,人才都在流失,流出去向主要是医药相关企业、医院、高校等单位。全国广大医护人员奋战疫情一线的同时,公共卫生与预防专业人才的严重缺乏逐渐成为公共卫生防控事业中的短板。
在外界看来,疾控体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阶段。
博士“出走”
近年来,我国中西部疾控系统队伍人才流失现象十分突出。
实际上,除了外界所知晓的复旦博士以外,2018年,贵州疾控中心流失了7个博士。“复旦博士当年的工资是最高的,当时他交了50万元违约金离开了我们疾控中心。让我感动的是,出于家乡情结,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位复旦博士还利用专业技术为贵州的疫情走势建模预测,为防控研判提供了数据支持。”何琳透露。
在何琳看来:“尽管省级平台可以为博士提供非常有利的监测数据,便于做研究,但是如果没有体面的收入来维持生计,疾控队伍也难以只靠情怀留住人才。”
目前来看,人才引入也照样成为一大难题。何琳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贵州省疾控中心2018年6月公开招考就因报名人数较少,延长两周报名时间后仍有部分岗位报名人数未达到3∶1开考比例。2019年,贵州省疾控中心首次面临没有博士来报考的境遇。
事实上,贵州疾控的情况仅仅为我国疾控系统人才流失的缩影。我国中部省份的一位疾控人也向记者表示:“由于待遇以及职业前景等问题,近些年从省级单位离职的博士和硕士已有近60人了。曾经选择医院的同学此时的收入至少是自己的2倍。”
相对省级疾控,地方疾控的处境则更为严峻。西部某个乡镇的疾控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是全额事业单位,自己的收入不如同为医疗单位的乡镇卫生院的员工,我们单位里,刚毕业的本科生每月到手的工资仅有2600元,通常待了1年就去考了医院或者社区服务中心。”
相关数据显示,2015~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累计辞职、调出262人。调出人员中,40岁及以下占86.3%,以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为主,达到了88.2%,博士达到了33.7%;流出去向主要是医药相关企业、医院、高校等单位。职工人数也从2015年初的2228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1961人,5年间,职工人数净减少267人。
年轻人在疾控工作中看不到发展方向,更找不到职业自豪感。这些问题也为高校人才培养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位预防医学的大四学生告诉记者:“其实预防医学什么都学,我们认为前景不是特别好。我身边不管是预防医学、生物医学的同学都希望转到临床医学专业,毕竟很多人一开始报考医学院校的初衷就是希望成为一名临床医生。”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的论文《疫情后时代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中显示,据统计,目前在高校医学相关专业中,报考第一志愿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比例和录取分数都远低于临床医学专业。由于一些学校实施了转专业政策,使得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直接转向临床医学专业,公共卫生生源质量进一步下降。
机制难“留”人
作为人大代表,何琳连续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该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稳定疾控队伍建设,高度重视疾控人才队伍的培养”。
早在2019年1月,在列席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的一次会议时,何琳曾提出:“如果不重视疾控队伍建设,当非典再来的时候,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对百姓健康的冲击,其损失都不是能拿钱来衡量的。”
何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疫情中,疾控中心需要管理全省的疫情报告,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将其上报至疾控中心应急办信息科。随后,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分布至各个县区,调查完成后,在24小时内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撰写传染病调查报告,疾控中心的专家会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判断,并给出相应的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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