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商风流雨打风吹去

　　“一曲凤求凰，寡妇也疯狂。”
　　司马相如的琴弦，拨开了卓文君的心扉，也敲开了西汉时期成都平原大商人卓王孙的家门。据统计，《史记》中记载的30多位著名商人里，出身四川的就有三个。
　　唐朝后期有谚云“扬一益二”。扬州和益州（成都），是当时长江流域两大商业中心城市，扬州的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都城长安及洛阳，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紧随其后，可见其商贸业之发达。

“交子”的故事 

　　早在北宋初年，成都作为商业都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尤其是出现了每月一市的“十二市”，成千上万官吏民众定期游乐集会，吸引大批商人及小商贩聚集。
　　但当时四川的流通钱币却以铁钱为主，值小量重，大的每千文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十三斤。比如买一匹精美的罗缎，就要带着130斤重的钱，这让身单力弱的妇人们如何承受？有专家估计，宋代成都地区丝织品的年产量当在三百万匹以上，贸易所需之钱真的会砸死人。
　　于是，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钱交给铺户，后者在楮纸（楮是一种落叶乔木，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制作的券面上填写数额，再交还存款人，日后存款人提现时，每贯（1000文钱）付给铺户30文钱（即3%）的保管费。这种纸券便谓之“交子”。但此时“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蜀商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
　　蜀商研究会副会长陈国先认为，这类似于后来明清时期晋商联合发行的银票，但早了至少数百年，充分体现古蜀商的创新精神。
　　不过，民间的“私交子”出现了严重的投机行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政府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作为准备金，首次发行126万贯“官交子”，准备金率为28%。
　　从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数十年间脱胎换骨，有力地推动了蜀商在四川内外的贸易往来。有史学家评价说，宋代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

从断裂到雄起

　　 陈国先指出，“交子”之便利也导致了它走向衰落。宋徽宗时期，改“交子”为钱引，不置准备金，不准兑换，可随意增发，由此开始，政府往往为了增加军费、财政增收等，大量发行钱引及后来的会子，导致通货膨胀。据专家考证，北宋末期，政府第十六次发行的会子，与首次发行时相比，通货膨胀率高达1250倍。
　　“交子”走向衰落，蜀商的命运也急速下滑。南宋后期，元朝大军的铁蹄肆虐四川，当地商贸活动遭受破坏，尽管元明两朝都一度由官方发行纸币，但已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蜀商没有多大关系了。明末清初，四川再度长期战乱，生灵惨遭涂炭，留下荒野千里，蜀中人民生存尚且不保，商业元气自然难以恢复。
　　一直到清康熙年间（1661~1722年）发起“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行动之后，天府之国的商业文明在长期断裂之后才逐渐有了生机。
　　民国时期，以船王卢作孚为代表，川商接续古蜀商香火，一度雄起。
　　1925年，卢作孚创建民生轮船公司，与外国船东竞争，长期垄断川江航运。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卢统率民生公司上下，不惜代价，从武汉等大城市日夜抢运重要机器物资到川渝后方，为中国战时工业保存了关键血脉，成为一时传诵的佳话。抗战胜利后，民生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在民生公司的发展史上，卢作孚先后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行业中的78家企业和机构投入大量资金，并开创了老板和员工合作发展、员工培训、员工办合作社等先例，这些都具备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雏形，卢作孚也因此成为现代川商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
　　但跟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的若干“大资本家”一样，卢作孚结局甚为悲凉：1952年2月，因“五反”运动中遭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时年未满60岁。
　　至于改革开放后，牟其中、刘沧龙、刘永好等新锐人物纷纷登场亮相，演绎各自的成败悲欢，那又是新川商的另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