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科学发展，要敢于杀出一条血路

　　胡鞍钢

　　当前“科学发展”已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但具体落实、推进，特别是执行，确实需要克服党风作风上的种种问题。有个段子这样说：“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谁来落实”。这是对全党同志的深刻警示。推行科学发展，必须克服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地方GDP挂帅，“又好又快”的发展思路没有得到根本贯彻。我国从搞“大跃进”时起，就有“经济增长率升级大战”的历史传统，这是由于我们缺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急于求成造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由全国上下求发展、急于发展的大势决定的，它造成了急于求成、举国浮躁、头脑发热的积弊。这种简单化的、粗放的发展思路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中央依据全国底线提出基本目标，但接下来省级目标往往高于中央，地级目标又高于省级，县级又高于地级。如此一来，中央的目标就被层层加码、层层抬高。

　　针对上述问题，1989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痛定思痛，深刻提出我们再也不搞“大起大落”，但随着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双加快”，随即各地爆发“GDP升级大战”，中国再次出现“经济过热”，直至1993年被迫再次调整，到1997年才实现 “软着陆”。

　　尽管有许多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GDP升级大战”的潜在冲动始终存在，甚至一有机会就反复。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头脑过热。中央“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率从“十一五”规划的7.5%下调至7%，但从31个省(市区)的“十二五”规划来看，只有5个省(市区)的调门和中央保持一致，即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把“好”放在“快”之前；而有8个省(市区)继续锁定在快速增长的目标上，仍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2个省(市区)，提出要大干快上，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多个省(市区)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

　　当然，如果这样的目标是符合当地发展实际，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欢迎，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实现，那么这样的雄心壮志值得肯定；相反，如果将指标仅仅建立在追求政绩的热情之上，非但目标难以实现，甚至还会造成新的发展问题。

　　第二，警惕与旧的发展方式相联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犯罪增加等，这表明经济增长是“双刃剑”，它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有摧毁性的一面，既有促进发展的作用，也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劳资、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导致“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必须承认，中国面临着“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上做文章，而自上而下的改革，长期依赖国外资本和市场的改革，却不可避免地使改革的最初推动者，成为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种改革模式的获益者，必然造成改革的主要获益者形成“利益刚性”，而当他们故步自封，不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继续推动改革，甚至拒绝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之时，他们反而会蜕化为既得利益群体，就可能蜕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阻碍者。

　　第三，警惕某些国家围堵中国之心不死。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当前某些西方国家借所谓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丑化、攻击中国，国际贸易中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更层出不穷，我们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一个时期内还将处于被动格局。这种格局并未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不断强大而得到根本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情况都表明，推行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实现“十二五”规划伟大战略转折，我们必须有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精神，用邓小平同志当年的话来说，我们推行科学发展，也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杀出一条血路。▲(作者是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