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籍”之争

600万“沪漂”期待转正

　　5年之后，自己很有可能成为名正言顺的“上海人”了！这让上海某证券公司助理分析师吴胜勇，暂时忘却了股市跌宕起伏带来的烦恼和折磨。
　　按照上海市政府最新出台的“居住证满七年可转常住户口”政策，两年前就拿到上海市居住证的吴胜勇，身份“转正”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据官方统计，上海现有常住人口约1900万，其中户籍人口1300万左右，另外600多万人是“沪漂”，其中不少像吴胜勇一样的年轻人，梦寐以求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打折的“市民待遇”

　　今年29岁的吴胜勇，四年前只身从杭州“漂”到上海。工作相对稳定并获得居住证之后，能否正式落户就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了。
　　“再过几年我总得结婚生子，没有正式户籍的话，将来小孩上学都是件麻烦事，其他福利待遇也跟上海本地人不一样。”他说。
　　在上海，持居住证的“准市民”只能享受打折的“市民待遇”，他们不免抱怨，同样是纳税、消费、为上海发展做贡献，但却不能拥有“沪籍”，显然很不公平。
　　比如户籍居民就业可享受“四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持居住证者养老保险只能在原户籍所在地享受，并且没有失业保险金，而非户籍居民子女上学“交赞助费”和“不能以上海生源身份参加高考、中考”等现实情况，更是众所周知的。
　　2月23日，上海市政府公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下称《试行办法》），从居住证到“沪籍”的大门终于缓缓开启。
　　2002年，上海开始对本市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根据上海市人事局统计，迄今为止已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人员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74％，45岁以下的占96％；本科学历以上的占84％，硕士以上的占11％；中级职称以上的占11.4％。
　　早有不少专家呼吁，上述人群正处于创造社会财富的黄金阶段，让其中符合条件的人才落户，既可提高上海人口的素质，也可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缓解老龄化压力。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子良认为，上海已经到了适当放宽户籍的时候了，“居住证转户籍”改革不再用硬性指标控制，而是让符合条件的人才都能够留下来，体现的是上海开放的胸怀，而这些人才是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

人才流失谁之过

　　2008年夏天，复旦大学法学硕士郑庆毕业之后，由于没能落户上海，转而加入南京的法院系统。据他介绍，长三角仅次于上海的两大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户籍政策已放得很宽松，不少上海高校毕业的外地学生如无法落户上海，都愿意选择到周边城市就业。
　　早在2004年，南京就实施了《南京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规定本科学历以上的毕业生在南京可先落户后就业，专科及中专、技校毕业生，只要获本地单位录用，累计工作2到3年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费用，即允许其落户。
　　杭州也从2006年起实行《外地人在杭购房入户试点办法》，非杭州市户籍人员在杭购买住宅（包括商品房和二手房）达到一定金额和时限，可申请办理1户(夫妻以及未成年子女)杭州户籍。这一政策延续至今。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表示，与长三角其他大城市相比，上海的户籍政策确实不够灵活，这自然加剧了周边地区对上海优秀人才的争夺。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曾经对园区内集成电路、软件和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做过调查，发现在2005年~2007年间，上述产业人才流失率分别上升了3％到5％，最高流失率超过20％，即每年有1/5各类人才离开。
　　该调查显示，落户问题成为人才择木而栖的重要考虑因素。
　　与上海争夺人才的不仅仅是长三角周边城市。
　　2007年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硕士毕业的杨峰，在上海市长宁区找到工作后，顺利通过“蓝表”（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申请表）审查落户，而和他同时接受评分的一位同学则因为科研成绩不够突出被否决，最后这位同学不得不放弃在上海已签约的单位，去了北京一家国有银行，因为后者允诺帮助他解决北京市户口。
　　“我同学到北京后两年不到就成了那家银行一个营业部的放贷部副主任，年薪20万元，如果不是上海落户太难，他在这里也许干得更好。”杨峰感叹说。

“沪籍”放开仍待细则

　　尽管上海户籍改革喜讯让吴胜勇这样数以百万计的“准上海人”兴奋不已，但不少人还是觉得，《试行办法》中若干细则较为模糊，比如“最近连续3年计税薪酬收入高于上年同行业中级技术、技能或管理岗位年均薪酬收入水平”这一条，究竟年均薪酬收入水平根据哪个部门的数据来确定，如何准确衡量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王桂新也表示，这次户籍改革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外资和民营企业根本不评职称，这类企业的人才户籍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改革后从“指标管理”到“条件管理”，但到底哪些人符合条件、每年户籍“转正”的总量多少，都需要进一步说明。
　　“在今后的实际操作中，必须更加透明、加强规范、防止腐败。”他说。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徐坚成则担心，户籍放开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一个人落户将派生出他（她）的配偶、子女等要求落户的问题，若全部放开，上海整个公共服务财力压力将变得更大。
　　上海此番户籍改革最主要目的是吸引和留住人才，但即使户籍放开，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不同的人才群体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点是不尽相同的。”张子良说。
　　他举例说，创业和就业初期的青年人，可能更关注住房，上海过高的房价会使他们望而生畏；从海外来沪工作的高端人才，海外购买的医疗保险不能在上海结算，或许会更关注医疗保障问题；也有不少高收入人才对来沪工作纳税过高有顾虑，等等。
　　而吴胜勇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兴奋之余，他正在加紧准备证券分析师资格的考试。努力打拼获得“沪籍”，已成了今后5年他人生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