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大英雄真本色

　　文图/雪珥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柳河东（柳宗元）这阙诗，将独孤二字写得寒彻入骨。世人皆知“惟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却不知这“本色风流”者，往往亦是孤舟独钓人，高山流水无客听，曲水流觞自家饮。
　　所谓“大道至简”，至简之大道，亦往往是“飞绝”“踪灭”之所在。人心多窍而狐疑，放着至简大道偏不走，硬要去觅那捷径，却是千回百转，山重水复，曲曲折折，倒是走得更远了，方知这世上本无捷径，至简大道在于人心、在于本色。
承上启下
　　鸿章一生，阅人无数，能称得上本色英雄者，屈指可数。
　　大多数人，既非英雄，亦不本色，装腔作势，蝇营狗苟，“伪君子”居多。此乃人间凡品，亦是下品。
　　有人虽非英雄，却能本色，不装不作，率性而为，即令做“真小人”亦不掩饰。此可算人间诚品、中品，亦属难得了。
　　世间亿兆生灵，称的上“英雄”二字的，自是寥寥。英雄之中，有的并不本色，譬如鸿章恩师曾涤生（曾国藩）。忧谗畏讥，临渊履冰，终生佩着假面具，惶惶不可终日。此可算人间珍品。
　　至于本色之英雄，实在堪称人间绝品。本色之英雄，较之非本色之英雄，有其坚韧而无其狐疑，审时度势却不畏首畏尾，可以沉默却绝不说违心之言。二者根本之别，在一“装”字，本色即是不“装”，素面朝天，不事修饰，自然更是快意率性。
　　以鸿章目力所及，当世够得上“本色英雄”的，仅有两个半：一是鸿章本人，一是荣仲华（荣禄），那半个即是袁慰亭（袁世凯）——慰亭本色有余，英雄稍逊，留了瑕疵。
　　荣仲华小鸿章十三岁，又是满洲正白旗人，入仕走的是恩荫的路子，本与鸿章绝难成为同道之人。
　　其祖、父二辈，皆是武官，死于王事，一门忠烈，朝廷自然是照拂有加。彼时仲华，乃是美男子，容止秀整，衣裳杂佩皆极精好。尤令人叹为观止的，其每年自十一月朔开始，至次年之元旦（正月初一），所服貂褂，每日一袭。为免重复，其在衣衩内标第几号，亦是京中一景，率性至此，人生快事也。
　　不料荣仲华官星不彰，初不次升迁，旋即两度落马。
　　一落于咸丰朝权臣肃顺之手。因户部贪渎之案，职司银钱的荣禄，险些被问死罪。此案亦涉翁心存（翁同龢之父），仲华因此与翁家成患难之交。只是没料到，二十余年后，翁同龢居然为党争而出卖仲华。
　　仲华之本色，与鸿章之本色大相径庭——鸿章大刀阔斧，霸气外露，敢行亦敢言，而仲华却少说多干，台面上绝不轻易树敌——或许正是拜此次危难所赐。官场险恶，多栽花少栽刺，自然不是坏事，后世晚辈该学仲华而非鸿章才是。
　　同治初年，仲华治军之才干为醇王（奕譞，后来光绪皇帝之生父、宣统皇帝之祖父）赏识，仕途自此顺畅，由“神机营”翼长（军职）兼专操大臣（主管军事训练的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未几又改文职，先后任工部、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至光绪元年，荣禄献计当道，待当今天子（光绪）将来有子，再承继穆宗（死去的同治皇帝），巧解“绪统”难题，自此圣眷更是优渥，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竟是横跨军、政、学，气势如虹。
　　不料，乐极生悲，荣仲华卷入党争，得罪清流之沈桂芬、李鸿藻，沈李乃命翁同龢刺探于仲华，最后参以“纳贿罪名”，先是降二级任用，后取消处分，出京担任“西安将军”，自此远离中枢十载，至甲午开战方回京参赞军务。
　　甲午战败，鸿章得咎，仲华遂主持新军督练，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至戊戌乱起，仲华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军机大臣、大学士，统领北洋各军至今（1901年李鸿章于病榻上“写作”此“谈心录”），集将相于一身，权势之焰，本朝罕见。
　　世人多以为，仲华乃是颟顸反变法之人，此一误判误解，恰是其谨言慎行、身段柔软、似无个性使然。戊戌至庚子，仲华从来只做事、不说话，其所思所想，外人难测。仲华绝非保守顽固之人，甲午战后，其改练新军，变法之大，并不亚于曾师（曾国藩）、鸿章当年手创湘军、淮军。及至戊戌年接任直督兼领北洋，萧规曹随，将鸿章当年在直隶所兴未了诸事，承继光大。其任直督虽仅百日，却是气象万千。随后入阁拜相，总领朝纲，直隶诸番事业，如学堂、如新军、如工商，并未停步，皆蒸蒸日上，以至于朝局虽波云诡谲，直隶却多少保存了元气，最终为袁慰亭奠定根基。此可谓荣仲华之承上启下也——承鸿章之上，启慰亭之下。
中流砥柱
　　仲华为人，绵里藏针，与恭王极其相似。台面之上，绝不争执，一团和气，而关键地步，绝不松懈，立定脚跟不后退。
　　当家主政之人，多是“孤家寡人”，盖因推行政策，需从全局考量，顾不得人情，在他人看来，亦难免有厚此薄彼之感。戊戌年间，仲华执政之难，在于变法过速，轻率冒进，康梁甚至不惜策动兵变；到了庚子年间，仲华执政之难，在于端郡王（“大阿哥”溥儁的生父）觊觎皇位，不惜鼓动民变，以民压官，希图“大阿哥”早正大位。此皆为人臣者绝大之难题，一言不慎，破家灭族之祸亦不远，仲华只能多干少说，尽力周旋维持，对朝中大臣，能保则保，为国留些元气。
　　荣仲华爱才若渴，军咨政务之暇，尤汲汲以人才为心，疏荐中外贤杰、通达中外治体者十余人，如鹿传霖、陈宝箴、黄遵宪等。若无其保荐，勿论献策当道、定疑天下，即令想安生立命，恐怕都难。仲华在北洋军中，留意人才，每日自六点钟至十二点钟，分班接见军官，自司道提镇以迄佐贰将弁，孜孜求治之心，可对日月。
　　戊戌喋血之后，仲华以一人之力阻大狱，不搞株连，不翻老账，列名康有为“保国会”之数百位朝廷命官，丝毫未被追究。两广总督谭钟麟抄获康氏与官员们之秘密信件，仲华亦命悉数烧毁，以安人心，终至风浪胥平。其间，陈宝箴、张荫桓、翁同龢、廖寿恒诸人，皆赖仲华以身家性命力保。
　　喋血之后，仲华力倡变法不可轻弃，终令诸般变法自强之事，次第续行，如办学堂、练新军、裁冗员、修铁路、派游学等，皆未中断。
　　戊戌至庚子，朝局混乱，大臣们靠边的靠边，罢黜的罢黜，一班薰心富贵之徒，蠢蠢欲动，图拥戴之功，公然倡议“废立”，太后处境危难。仲华献策，可密电分询各省督臣，此实乃搬动救兵勤王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相约合争，之洞毕竟胆小，始诺而中悔，奏折已发，派兵中途追回；坤一只好单衔上折，电复中枢：“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仲华以此电入奏，太后始心安，决议不行“废立”，只可立储，遂有“大阿哥”（溥儁被立为光绪皇帝继承人，称“大阿哥”）之设。世人皆传，大阿哥之设，乃因仲华之进言，仿佛荣禄有废立拥戴之私心，却不知此乃仲华苦心，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缓兵之策。
　　朝堂之上，皆赖仲华一人，左右周旋，上下说服，内外应对，调停中枢分歧，勉力撑持举国局面，内则消弭敌意，外则安抚列强，真可谓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其间甘苦，唯有自知。
　　及至庚子拳乱（义和团），荣仲华又力保王文韶、徐用仪、袁世凯等人，亦是搭上自己之身家性命。端郡王曾封奏请诛十五人，鸿章居首，次王文韶，拳匪（义和团）亦提诛杀“一龙二虎”（光绪皇帝、李鸿章、庆亲王奕劻），亦靠仲华及时周旋，搬出太后慈驾，方有转机。
　　拳乱终招外侮，八国联军入寇，京师沦陷。鸿章北上与联军谈判，联军提交祸首战犯名单，仲华赫然名列前茅。未几，联军终于明了，拳费官军围攻使馆之时，多亏仲华留有余地，暗令调校炮位，才未造成不可逆转之势，否则以小小使馆，岂能抵御数万精兵加精锐利炮？
　　至两宫西狩，太后痛恨张荫桓、翁同龢误国，电令新疆巡抚饶应祺赐死张荫桓，欲同样加罪翁同龢，终赖仲华苦苦求情而得免。此乃以德报怨，非大丈夫难为也。
　　仲华实与鸿章一般，都是“裱糊匠”。
　　中国之变法，绝无可能一蹴而就，必应徐徐图之。即如同一病人，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倘或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西法之精者，不能不学，然中国民情各恤其私，数十年来相习成风，绝难骤然学步。
　　所谓慢工出细活，要的是耐心和毅力，而此正是我中华之最缺。国人往往不耐麻烦，希图一帖就灵，亦有康梁之流，希图以此幸进。先贤有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翻滚折腾，不料自戊戌以降，如斯大国，竟如京师街头之烤红薯，回旋往复，翻滚挪移，终至元气大伤。
　　倘无鸿章、仲华辈斡旋折冲，希图留些元气，我中华又如何能从庚子废墟中重新站起？“本色英雄”之难，正是难在孤舟独钓，无人同行，更无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