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海军搁浅泥沼

　　1909年9月3日，东海之滨的浙江象山举行了开港仪式，大清国又向重振海军强国的梦想迈进了一步。
　　古老大清王朝的年轻领导核心，正以巨大的热情，依托强大民意，试图在百废待兴、捉襟见肘的穷困财政下，勒紧裤腰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重振当年北洋舰队名列世界八强的雄风。

海上梦想

　　这一天，“风和日丽，景象倍形佳胜”（载洵奏折），24艘新式战舰和无数的旧式水师炮艇及民船，聚集在海湾内，岸上也聚满了无数的绅商士庶，一同见证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大清国最先进的海圻号巡洋舰是此次开港典礼的旗舰，只见海圻号上红旗舞动，发出了信号，岸上的工兵便点燃引信，引爆炸药。大块大块的山石崩裂开来，落入海中，激起巨大的浪花。湾内的军舰，此时一同鸣放21响礼炮，制服鲜亮的官兵们站坡列队，向黄龙旗庄严敬礼。
　　礼炮声停止后，筹办海军大臣、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洵与大清海军总司令（海军提督）萨镇冰在旗舰上领头高喊：“大清国万岁！皇上万岁！军港永久！”
　　所有在船人员，包括闽浙总督松寿、浙江巡抚增温，以及围观的民众，此时也一起放声高喊万岁。官绅商学、军民人等，群情振奋。在载洵事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深深地为百姓“爱戴我皇上而深盼海军早日成立，藉资卫国以卫民”的殷殷期盼所感动。
　　宣统新朝，古老大清王朝的年轻领导核心，正以巨大的热情，依托强大民意，试图在百废待兴、捉襟见肘的穷困财政下，勒紧裤腰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重振当年北洋舰队名列世界八强的雄风，在这个靠坚船利炮才能获得发言权的国际政治丛林里，发出属于中国的强音。
　　一个月前，雄心勃勃的《重建海军七年规划》向世界公布。这个规划提出，在整顿各洋舰队旧有各式兵轮的基础上，在第3 至第7 年的5 年里，添造头等战舰8 艘，巡洋舰20 余艘，各种兵轮10 艘，编制第一、第二、第三各队水鱼雷艇；编定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及闽省等各洋舰队；成立各洋军港和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等。
　　计划刚一公布，载洵、萨镇冰就冒着酷暑，出京巡视沿江沿海各省防备，足迹遍及天津、山东、江苏（含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湖北等九省，历时一个多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系统的一次海防江防大检查。
　　令大清中央政府头疼的是，重振海军的雄伟蓝图，却被困于财政的泥沼之中。根据计划，重建海军需筹措1800万两开办经费和200万两常年经费，其中，至1909年10月，必须筹得开办费1134万两，常年经费168万两。这笔巨款，由中央财政和全国各省分摊，但始终遥遥无期。
　　大清国实在是太穷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两笔赔款，其数额之巨，创下了人类历史上战争赔款之最高纪录，大清财政基本成为“赔款财政”。而此时，正在努力塑造国际新形象的大清国，又开始全力推行“禁烟运动”，这虽然是一件从根本上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骤然实施后，造成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鸦片税（“洋药税”及“土药税”）锐减，财政更为拮据。
　　新设立的财政部（“度支部”）由满清贵族中最为能干的载泽出任部长，但他并不认同中央发展海军的战略，而是认为应当首先发展陆军，才能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佳的作用。有关陆军与海军的发展顺序，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自同治年间就一直成为政争的焦点。但问题在于，既然中央已经形成了同步发展海军的决议，并且在经费筹措上进行了详细分解，作为财政部门就该严格地执行，而载泽却表现出了畏难和退缩，甚至要求辞去其所兼任的海军协办之职，理由是自己连在颐和园昆明湖开船的经验都不具备（疏浚昆明湖的一大理由就是开设海军学校，这被普遍认为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的罪证），哪里有资格参与纵横四海的海军大计。
　　载部长的牢骚自然是相当刺耳的。重建海军的决策层中，除了萨镇冰参加过甲午海战外，摄政王载沣、筹办海军大臣载洵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同样没在昆明湖里开过船。载沣装傻，降旨挽留载泽，但根据当时的报纸披露，在讨论海军经费筹划时，这位财政部长装聋作哑，不置一词。
　　除了中央内部扯皮外，地方大员对重建海军多是坚决拥护、一毛不拔，表态很积极，行动很迟缓，虽然踊跃认摊，但都带着“设法腾挪”、“稍宽期限”的前提。地方大员们的阳奉阴违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载洵，根据《申报》报道，他提出各省如能切实执行，至少可以节省“糜费”1000余万两，足够海军开销。享受郡王级别的载洵，虽有办事的雄心，毕竟是出身大宅门的公子哥，对官场的水有多深多浑并不了解：那些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而“糜费”的钱，如果靠一道政令就能节俭起来，大清国早几年就足以建立起好几支强大的舰队了。
　　澳大利亚人莫理循也指出：“在中国，财政无疑像一块礁石，而国家这只航船很可能触礁沉没。”这其实成为晚清包括财政权在内的“资源控制地方化”的最好写照。

行政泥沼

　　其实，真正困扰着大清海军的，除了经费困难的财政泥沼外，更为根本的还是政令不通的行政泥沼。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政府下放给地方的，不仅是财政权，而是以财政权为核心的几乎所有行政权力。中央权力所赖以运行的，只留下组织人事权的杠杆，而这一杠杆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决策者的个人威望和手腕，否则难以对抗地方大员的本位主义与离心倾向。咸丰三年，河南地方官就敢截留路过河南地界的陕西协饷，俨然收取买路钱的山大王，四万九千两的银子只还给中央一万四千两，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而此时，咸丰皇帝还在世呢。在晚清有关财政的上谕中，经常能发现诸如要求地方督抚们“发现天良、力顾大局”之类的“软话”。曾国藩也曾指出：“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泰晤士报》著名记者、后来担任袁世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也指出：“在中国，财政无疑像一块礁石，而国家这只航船很可能触礁沉没。”这其实成为晚清包括财政权在内的“资源控制地方化”的最好写照。
　　“财政散漫”造成“一切政治皆有空言而无实效”，成立度支部就成为宣统朝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是预备行宪的关键环节，更是“综理全国财政”的要端。度支部将全国税收分为国税和地税两部分，国税必须无条件上缴中央，并据此编订全国预算，其核心为军费预算。应该说，这是建立一个高效、统一的国家财政的必由之路，并非所谓的“腐败的满清政府”的“垂死挣扎”。但军费开支一直成为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焦点，甚至在新设立的准议会“资政院”内，由地方督抚选拔推荐的多数议员也要求缓办海军，令中央政府十分尴尬。
　　“尾大不掉”实际上成为大清国致命的顽疾。地方大员们以地方利益为重，往往自行其是，乃至以邻为壑，大规模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增经济实力，并没有能集中服务及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建设，相反却为根基于天下观念和乡土意识的地方离心倾向提供了坚强的经济基础。中央财政日益枯竭，无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品，甚至连重建海军这样得到民意支持的国防大计也难以实施。
　　在重建的海军中，因大量官兵来自福建和广东，在军内形成了浓厚的“同乡会”地方势力。根据未被后世修正过的原始记录，辛亥年间大清海军集体“投奔革命”，主要并非意识形态上的追求，而只是因为革命党人中多有广东福建老乡，老乡见老乡，就跟着一起反政府、“干革命”了。何况，作为当时最现代化的武装力量，海军自身也在全社会的“靠山吃山”氛围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追求者，要在这风云诡谲的乱世中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要有大到政治体制、小到财政体制的“深水良港”的配套支持。晚清海军，虽有亮剑南海的勇气、巡航美洲的实力，但终究还是搁浅在了财政枯竭和地方离心的泥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