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深圳

　　深圳清理八万治安高危人员尚未平息，严禁农民工上访讨薪风波再起。近日，深圳住建局在官网上公布文件，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与此前的“清理高危人员”一样，严禁民工上访讨薪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且毫无法律依据。出台此文件的做法本身，既违背了宪法法理，也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深圳住建局既非执法部门，亦非司法机关，却声称要严肃处理行使正当权益的农民工，追究其刑事责任，本身就违法违规。
　　或许是舆论压力太大，深圳市住建局很快宣布撤回文件，承认此前公布的文件“文字表述确有错误”，而且在内部行文程序和文字把关上不够严格，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这种语焉不详、避重就轻的解释，实在很难服众。民意向来宜疏不宜堵，深圳的官员偏偏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管理城市。试想，如果健全管理让企业不欠薪，如果把农民工讨薪的渠道趋于完善，他们何至于冒着“被精神病”的风险去上访讨薪。
　　在举办大型活动前，政府部门按例要“清理”一番所在城市，要么种上些花花草草使环境看上去漂亮些；要么涂涂抹抹使建筑外墙变个面孔；要么关停一批工厂使天空看上去更蓝；要么修砌些围墙把残壁短垣遮挡起来……城市如同女子一样被装点得焕然一新，开始迎接四方宾客。
　　为了大运会，深圳市政府各部门可谓操碎了心：清理治安高危人员、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禁烟限行、禁排放污染物、禁租客打110、统一商店招牌、购买菜刀实行实名、烟花爆竹须绕行……林林总总事无巨细的规定，或合情合理或违法违规，一波接一波的发向民众。深圳市政府如此草木皆兵过度紧张，都是为了举办一届胜利的、团结的、和谐的大运会。种种用力过猛的规章制度和围剿行动，让深圳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迷失了自己。
　　一个城市的良好形象，不在于它的表面如何光鲜亮丽，而在于它是否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度，在于它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深圳近日来的种种举措，不会为深圳的城市形象增添任何色彩，反而是对其苦心经营的城市形象最大的伤害。
　　为了筹办大运会，深圳曾提出一个口号：“办赛事、办城市”。大运会传递的精神也被定位为欢乐的、开放的、包容的、青春的、世界的、未来的。深圳的市领导也再三强调，要通过大运会让世界看到深圳不一样的精彩。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保守狭隘、冷漠僵化的深圳，一个丧失了改革精神的深圳。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活力、创新、包容，曾经是深圳最好的城市形象。深圳曾经凝聚了一代人的改革情感，甚至承载着无数人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力。然而三十年后，那个开放包容，高举改革旗帜的深圳再也不见了。
　　当特区的光环逐渐褪色以后，深圳改换过十余个城市定位，企图打造新的城市形象，重塑新的城市精神，然而不断地改变，愈发地迷失。改革、创新、开放、活力……执政者把许多的形容词加诸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之上，想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深圳，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却忘记了城市最基本的魅力，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它为各阶层的萌动交汇提供了一个相互交融的社会舞台，各个阶层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位置。然而一个大运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深圳。各色荒唐的政策措施，直指为这个城市做了许多贡献的弱势群体，连最基本的包容力都没有，岂敢奢谈改革创新？
　　一方面，国内城市化浪潮不可遏止地席卷而来；另一方面，国内对“城市化快速进展”却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知识和心理准备。放眼国内城市，许多城市设施、运行方式、管理理念还处在农业文明的边缘，不少城市领导者也还没有系统掌握现代城市管理方法，以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和管理方法来指导现代城市管理，过于简单粗暴，当然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