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洋风雨说侨商

　　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全长42公里的粤东北潮汕铁路（潮州—汕头）正式开工。在清朝末年席卷全国的修路热潮中，它是第一条全部由华侨投资兴建的铁路，发起者为祖居广东梅县的南洋归国商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
　　第二年，年过花甲的广东台山县（时称新宁县）旅美商人陈宜禧，自西雅图返回珠三角西部的老家，倡议修筑全长120公里的新宁铁路（台山—新会），并于次年破土动工。它是同期国内商办地方铁路中实际建成里程最长者之一。
　　百余年前，在以粤籍人士居多的海外侨商群体中，异国奋斗致富后回馈家乡建设，堪称“主旋律”，张氏兄弟与陈宜禧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1　粤人足迹遍天下
　　史料记载，广东商人移居海外现象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当时中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商人们自第一外贸大港广州乘船出发前往东南亚和西亚各国，有些常年留居当地，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但海外移民真正成气候，应自明朝中前期起，朱元璋及其继任者们实施严厉“海禁”措施之余，允许广州作为“朝贡贸易”的唯一口岸，得享特殊政策的广东商人，纷纷前往东南亚诸国及日本等地进行贸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商业移民。
　　如永乐三年（1405年）南海县商人梁道明赴爪哇国（今属印尼）做生意并定居，久而久之，声望渐隆，“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1407年9月，郑和首次下西洋归程经过爪哇以西的三佛齐国，发现那里多有来自广东及福建漳州、泉州者，他们的主要首领都是广东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取消“海禁”政策，实施“开海贸易”后，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150多年间，广州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出海贸易（详见2012年2月13日本报D8版《银钱堆满十三行》），与之同步的海外移民足迹，从素称“南洋”的东南亚，扩展到“西洋”，即美英等西方国家。
　　18世纪中叶，清廷忙于在西北、西南地区用兵，东南海防较前松弛，据时人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有数万广东人抵达马来西亚各邦经商。到了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1820~1830年），据学者估计，每年移居暹罗（今泰国）的广东、福建人多达6000到8000人。1840年到1850年间，增至每年15000人。光绪十年（1884年），暹罗的中国移民已有150万人，1891年时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也超过了9万人，大多为广东、福建两省人，其中不少为商人。
　　另据光绪二年（1876年）统计，移民到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4万华人，几乎全是广东人，珠三角地区的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人占82%，香山（今中山和珠海）人占7.9%，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为商人。4年之后，美国记录在案的中国移民达10万人，仍以广东籍人士居多。
　　因此，在19世纪末之前，这些中国商业移民常被所在国居民称为“闽粤人”或“中国贾人”或“华商”，后来才与出卖苦力的华工们一起统称为“华侨”或“华人”。
2　扬威海外政商界
　　19世纪早期“下南洋”的广东侨商中，以新加坡的佘有进和胡璇泽较为知名。
　　佘有进为汕头澄海人，1823年，18岁的他只身南下新加坡，由替一家华人商号管账做起，后从事港口运输致富，转向种植甘蔗、胡椒等赚得大钱，再开设有进公司，经营茶叶和棉织品生意，终成为新加坡数一数二的富豪，跻身社会名流之列。咸丰元年（1851年），他被英国殖民当局委任为法庭常任陪审员，后升为高级陪审员，1870年被册封为太平局绅，协助殖民当局处理司法事务。新加坡有一条“有进街”，就是当地华侨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
　　1830年，番禺县黄埔村（今属广州海珠区）14岁的少年胡璇泽也来到了新加坡。他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黄埔公司”（为纪念家乡而起名）专向英国军舰和各国商船出售面包、牛肉、蔬菜及各种生活用品。父亲去世后，胡璇泽独力支撑业务，忙碌之余，还苦学英法俄日等多门外语，英语尤其熟练，这让他有机会结交英国的商人和军官，连时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的克伯尔上将，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个小名“亚基”的广东乡村少年，已摇身变为顶级华侨富商，因斥巨资参与新加坡的航运业和铁路业建设，众人尊称其为“黄埔先生”。
　　商业上成功的胡璇泽继而从政，先后被英国殖民当局委任为立法会议员和行政委员会委员，并在佘有进之后获册封为太平局绅。通晓多国语言的他从政生涯最辉煌一页，还是世界外交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人身兼三国驻外领事”：光绪三年（1877年）10月，清廷委任他为中国首任驻新加坡领事（也是清政府第一位驻外领事），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及明治天皇政府分别请他担任俄、日两国驻新领事。1880年3月，64岁的胡璇泽逝世，新加坡当局和中、俄、日三国驻新领事馆，都为他下半旗致哀。
　　同时代的广东侨商中，还有比佘胡二人在海外政商两界更加春风得意的吗？有。他就是移居夏威夷的广东香山人陈芳。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陈芳深明商场成功之道，在于搞好“官府公关”。当时夏威夷仍是王国制（直至1898年才并入美国版图），他便利用一切机会结交国王周围的贵族、社会名流和富商，并与一位贵族少女结为夫妇。19世纪60年代，他将商业资本投入实业，兴建糖厂，收购农场，雇佣劳工300人，种植甘蔗1200亩，成为夏威夷糖业巨子，家财超过百万美元。1874年，妻子朱丽亚的义弟入围新一任国王候选人，陈芳斥巨资举办盛大宴会为之拉票，帮助后者最终胜出，自己也一跃变身国王的“义姐夫”。
　　1879年，陈芳获委任为夏威夷王国枢密院顾问，是晋身该国贵族阶层的第一位华侨商人。第二年，清廷任命他为中国驻夏威夷华商董事会首任董事，在其豪华宅邸里升起了大清的龙旗，又过了一年，华商董事会升格为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56岁的陈芳当上第一任领事。
3　民营铁路开先河
　　晚年的陈芳游子思归，于1889年辞去领事职务，变卖夏威夷的大部分资产，携儿孙回国，在港澳继续投资经商，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世。就在这一年，广东商民集资修筑粤汉铁路（前期为外国银团借款筹建），接手家族生意的陈芳之子陈席儒、陈广儒兄弟积极出手支持，当上大股东，并在持续数年的路权争执中，慷慨解囊，承担了数十万元的相关费用。
　　同一年的10月10日，经过两年紧张施工和几度波折的潮汕铁路举行通车典礼，正式交付运营，热心家乡建设的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得偿所愿。
　　原来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兄弟二人，早年远赴南洋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经商，发财后定居于棉兰老岛（菲律宾第二大岛）。经友人鼓动，于1903年初回乡成立潮汕铁路公司，计划投资100万两银子筑路，张氏兄弟及另两位商人各出资25万两。为确保工程质量，张煜南通过时任铁路督办大臣的盛宣怀介绍，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同意，借用任职于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的工程师詹天佑（原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南海）负责勘察路线和制定施工方案。
　　经实地调查后，发现原预算投资不足，张氏兄弟决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增资募股，实收股本302万银元（清末银两与银元同时流通）。不久，港商林丽生又投资100万元，成为大股东之一和总司理（即总经理）。林氏股金实为日资，故工程让一家日本公司全部承包。结果施工期间日方与沿线村民爆发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提出“铁路归日本经办、由日本派兵保护”等无理要求，几经斡旋，才在中方赔款26000银元后宣告平息，史称“潮汕铁路案”。铁路通车数年后，那100万元日股在压力下不得不退出。
　　1906年动工的新宁铁路，修建过程同样一波三折，没让年事渐高的陈宜禧少费心神。咸丰九年（1859年），15岁的陈宜禧随台山同乡赴美国西部谋生，经过三十余年奋斗，至19世纪90年代，已成西雅图侨商领袖之一。因经商时兼做劳工经纪，与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哥伦比亚铁路公司有来往，萌生了在家乡兴建铁路的想法。
　　1905年，他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等地华商（主要为台山籍商人）中集资约276万银元，启动了修路工程。至1910年，工程出现资金短缺，他再度四处筹款，并向中国交通银行和外国银行共借贷12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直到1920年3月20日，这条铁路才得以全线竣工通车，前后耗时15载。
4　四大百货战上海 
　　致富之后不忘造福乡里的广东侨商，数量之多不胜枚举。但若论其投资兴业对中国近现代商业史进程的影响力，不能不提赫赫有名的“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数位创始人。
　　先施的马应彪、永安的郭乐、大新的蔡昌及新新的李敏周，都是祖籍广东香山的澳洲归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到香港的马应彪与友人集资2.5万元，在皇后大道创设先施百货并自任经理，这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1912年，马应彪将先施开到广州，稍后聘请在澳洲经营百货商店的香山同乡黄焕南回国为总司理。后来更集巨资共200万元（入股者多为华侨），在上海南京路闹市区自建五层钢筋水泥大厦，于1917年10月开办上海先施百货，以“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为号召，不数年间，风头便完全盖过上海原有的数家外资大型百货商店。
　　郭乐创办永安百货的足迹如出一辙：1907年先在香港开业，羽翼丰满后，在悉尼华侨中集资200万港元，于1918年9月登陆上海滩，气势直逼老大哥先施。
　　几人中年纪较轻的蔡昌，其胞兄蔡兴是先施的合股人之一，自己也曾在先施拥有高薪厚职。但他不愿久居人下，遂说服兄长，二人合力在华侨中筹资400万港元，1912年在香港德辅道中开设大新百货公司，英文名“The Sun”，寓意如日之东升，蔡昌自任经理。1916年，大新进军广州，在珠江之滨兴建8层高的南方大厦，开办当时全城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并别出心裁地附设高级旅馆和顶层游乐园，一时顾客盈门。此后超过半个世纪里，南方大厦都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
　　大新百货一直以粤港两地为经营重心，直到1934年才进入上海。据说蔡昌几经考察，选定南京路与西藏路交界处地皮，集资600万元兴建10层大楼时，沪上商界大佬虞洽卿以其将危及宁波旅沪同乡会（虞任会长）大厦为由加以阻拦。蔡昌不得不请时任上海市长的香山同乡吴铁城从中调停，并向租界当局陈述利害，才终获支持。上海大新开业后，盈利逐步超过粤港两家兄弟公司，在“四大百货”中亦呈后来居上之势。
　　“四大百货”中的小老弟新新百货，创办于1926年。据创始人李敏周之子多年后回忆，父亲自澳洲回国筹办新新之时，预算需300万银元资本，照当日市场价，一个银元可买100只鸡蛋，大城市普通工薪阶层月收入约在20~30银元之间，300万银元着实是个庞大数目。当时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李煜堂为首的省港财团与旅沪粤商财团均有入股意向，李敏周除拿出积蓄20万元外，毅然返回澳洲向华侨招股，最终筹得总股本320万元。
　　新新百货以“推销中华国产”为营业宗旨，并向中国政府注册登记，从法律上说，是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而此前的先施、永安和大新，都是向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注册的。新新百货大楼内设置“玻璃电台”，请来知名歌星和主持人直播节目的前卫做法，让上海新潮男女为之疯魔。
5　终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局势并不太平，但中国私营经济仍在顽强地成长，直至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归国侨商的工商实业投资，自然也未能幸免。    
　　1939年6月潮汕沦陷前夕，为免路产落入敌手，运营了33年、对粤东北及闽赣边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潮汕铁路被全部拆除。同年2月14日，新宁铁路公司正式结束并遣散员工，在此之前，国民政府下令拆毁该条铁路，以防刚侵占了广州的日军利用其继续向粤西推进。
　　唯一聊可安慰的是，张氏兄弟和陈宜禧早已相继去世，不必亲眼目睹自己的毕生心血遭此浩劫。八年抗战胜利后，虽然民间屡有复建原路的呼声，但内战又起，各方亦无暇兼顾。
　　上海四大百货在战火中饱受磨难，自不待言，几位创始人遭遇却不尽相同。除李敏周、黄焕南已于战前去世外，马应彪病逝于日寇占领下的香港，郭乐拒绝与侵略者合作，辗转远走美国，蔡昌则在租界内忍辱负重熬至上海光复。之后受政局动荡、经济衰微拖累，四大百货始终未能恢复元气。
　　再之后发生的故事，并无太多出人意料处。1951年，群龙无首的新新百货资金周转困难，率先结业；已举家定居香港并将业务重心一并转移的蔡昌，迟迟没有回到上海，1953年夏天在香港去世，不到半年，其上海大新改组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是当时全国最大百货商店；1956年，郭乐在美国逝世，上海永安改组为国营上海第十百货商店。
　　也正是在1956年1月，接手经营先施百货的黄焕南之子黄祖康，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代表资方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申请，获得批准，上海先施成了上海服装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