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从哪里来

　　“怎么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人？”熊培云摇着头喃喃地对身边的朋友说。 
　　在刚刚结束的他的新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者见面会上，一位中年男子突然站起来发难，但这位奇怪的“读者”并没有跟熊培云探讨书中的内容，只是高谈阔论了一通自己的大道理后扬长而去。这不是熊培云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情，2011年年中，他在对外经贸大学的一次演讲也因有人捣乱，最终不欢而散。
　　在熊培云看来，现在人们都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互联网也提供了表达手段。但人们在急于表达的同时，却越来越疏于倾听。
　　问：刚刚过去的2011年，在各种网上舆论混战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断被扭曲，最终“公知”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熊培云：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消灭精英。有的知识分子可能形象不好，人们就给他贴上一个标签，然后以此否定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对人的判断，太容易标签化了，总是通过某个标签判断某一群体，再判断某一个体，这有很大问题。
　　问：在现今混乱的舆论环境，社会各界取得有利社会进步的共识是否越来越难了？
　　熊培云：其实，中国不缺共识，大家都希望中国变得好一些，自由多一些，自己的生活更幸福——这些就是共识。但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共识，而是没有实现共识的执行力。同样，我们最缺的不是民意，而是缺乏实现民意的执行力。这个执行力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我们对政府无法形成压力机制，我们左右不了政府官员的前途。互联网拓展了我们的言论空间，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的言论并不能去影响到“议员”。
　　问：近期除了你这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有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等书籍，都在详细记录、缅怀乡村社会，是不是中国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开始集体哼唱乡村社会的挽歌？
　　熊培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我们在写农村的时候，似乎是在给乡村社会唱挽歌。因为曾经美好的乡土社会、纯净的自然正在消逝，近代以来，在革命化、城市化、现代化三股浪潮的逼迫下，中国的乡村社会的物质的、心灵的很多东西都失去了。但我的书不是在简单赞美乡村社会的美好，只是希望在城市化过程中，把乡村好的东西保留下来，运用到城市化建设中来。当然，我也是想通过梳理、记录乡村的历史，从而给未来一个坐标，即搞清楚故乡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问：其实，地方政府近些年都在花大量人力物力去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乡村文明的重建？
熊培云：对于政府花财力去做这些事情，我是抱着赞同态度的。但具体的文化建设中，不是政府管得太少了，而是管得太多了。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不在于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没做什么，只要放开某个领域，它就能发展得很好。比如，政府并没有提出“发展微博”这样的计划，也没有具体去管理微博，但就在两年间，微博用户就超过了3亿人，这就是社会的自发成长。政府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不能保证他们比社会更聪明。
　　问：在很多城市人眼中，对农村人的认识是片面甚至偏颇的，你如何看待城乡的这种隔阂？
　　熊培云：我承认有隔膜存在。有人认为，农村就是黑暗的，也有人认为乡村是美好的、田园牧歌似的，其实这些人都没有真正走进农村，走进农民的生活。我记得零点公司曾经做过一个幸福指数调查，结果是农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市白领，很多人不理解。但其实农民也的确有自己的幸福感，随着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农活儿已经没有以往那么辛苦，农民休息的时间也比城市人长，农村的自然环境也要比城市好，并且没有城市生活那么多的限制。进城打工的农民，在城市里低声下气，但他们辛苦一年挣上万元回家，也会有一种成就感，这也是农民的小幸福，不能简单用城市人的眼光去评判。
　　问：你比较喜欢看电影。在《七武士》中，武士站在社会精英的角度曾经对农民有非常精到的评价，你的这部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精英视角？
　　熊培云：如果说我有精英情怀的话，我认为那是担当的意思。很多人从农村出来，但是并没有去写农村，我做这个事情是没人能够替代的，非我做不可，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但我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也没有用那种看穿了一切的救世主的心态来写。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正在失去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什么。这部书就是我作为一个思考者卑微的劳动。但我也认为，中国需要精英，过去一个多世纪，我们的精英一个阶层一个阶层被消灭掉了，才会有文革这样的悲剧，暴民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