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劳动价值

　　当一个民族试图回避矛盾的时候，它一定会被事实教训得头破血流。富士康的跳楼案，就是一例。

　　关于富士康案，现在迷雾重重，完全是一场表演秀。有说是“80后”、“90后”心理脆弱的，有说是没有超过平均自杀比例的，还有说是应该加强心理干预的。最后一种说法最为有趣，因为有人跳了楼，心理医生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大概还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不过假如一个拿着富士康950元基本工资的员工与心理医生进行了谈话，而后下个月还是面对950元工资，心理再次“脆弱”了，该怎么办？每个月都谈一次？或者每周都谈一次？

　　早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时候，鲁迅就提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娜拉出走了以后怎么办？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开始了建设之后，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实践来获得民众的幸福？

　　今天，我们在鲁迅一百年前的那个问题面前，结结实实撞了墙了。

　　富士康案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在企业创造的财富里，员工应该分多少？是950元然后再加加班工资吗？

　　因此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事实上，这个数学问题的答案是一个不定解，因为对于不同时期、不同产业的企业，这个数学问题有不同的解，但它应该是有解的。富士康的一系列跳楼案，只是950元最低工资这个解上错误的一个极端表现。我们知道，在富士康80万员工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面前，任何一点细小的不公平都会有极端的结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极端的结果，数条生命用鲜血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绝对不能回避矛盾。

　　作为投资人，郭台铭确有权力制订工资标准，但是作为供给富士康公司劳动大军的中国社会，应该有均衡力量去迫使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那个数学问题：在富士康创造的财富中，那些在流水线上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苦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人，应该拿多少工资？应该在整个富士康创造的财富中分得多少？

　　台湾有媒体对郭台铭提问时相当直接，问他是不是在公司里像个皇帝。郭台铭回答说我们经常争吵，互相拍桌子，而媒体接下来的提问也很针锋相对，问据我们所知，都是你在拍高层的桌子。这种质疑的力量，是一个市场经济中各方利益的保证。正是这种直接的质疑，保证了郭台铭在台湾制订劳工工资时不能轻易定低。在成熟市场经济地区内，这种质疑的力量已经把管理者和劳工工资之间的距离，拉成了十倍以内的水平。

　　在内地，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类似质疑和均衡力量了。一个个体的工人甚至肯定会在富士康的保安面前魂飞魄散，因为那是一支集体的力量。关于这一点，不要指望有什么特例，也正如郭台铭本人说的那样，就是现在，就算把他丢下去，也不会使富士康明天没有人跳楼。只有均衡的力量，包括民间组织、工会、媒体在内的社会约束，不仅约束郭台铭，而且约束整个富士康的管理层，约束中国低端制造业，约束他们要从创造和创新里得到利润，而不是再从规模、从把最低工资当成是最高工资中得到利润。

　　950元，合150美元，外加包吃包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钱？是不是一个公平的劳动工资水平？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深圳市政府一个机构来得出，而应该是在社会的均衡力量来得出。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来说，社会的错误在于，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郭台铭的自我约束和大发善心上了。在数条生命的推动下，郭台铭决定加五十元工资，这已经是郭董的良心发现了。但这是真正公平的标准吗？

　　我们知道，在创业型企业，举个例子说阿里巴巴，早期的员工都拿500元工资。人们不但没有非议它，而且说这是创业精神的体现。而在富士康，当一个人跳楼的时候，950元的普工工资可能不是问题的核心，两个人跳楼的时候也不是，但三个、四个、五个，现在到十多个人跳楼的时候，它一定就是问题的核心。劳动工资和它背后的员工福利，不容回避地放在中国社会人的面前。在所有其他原因都个性化之后，难道除了这个原因还有别的吗？所有这些决定选择放弃生存的人的交集，难道与工资问题无关吗？

　　社会现在的进步，在于富士康案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和关注。不过同时也有人说过，避过这种关注的办法肯定是拖，等下一件更大的事情出现，或者时间使人们疲劳。希望这一次，我们不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