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处找自己

　　前段时间招商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报告指出：在接受调查的投资资产过千万元的富裕人群中，有近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难道最好的投资机会和商业钱景在西方？也不尽然。最近上映的《雪花密扇》的导演王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华埠三部曲”《寻人》《点心》《吃一杯茶》中已经展现了华人在异乡或多或少的窘境，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休克”，即一个人处于一种社会性隔离中，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跨海隔洋飘零异乡，在心理上要鼓起一份勇气，有时候远非物质富裕能说服自己。中西杂陈的“现代”都市里跨国公司风生水起，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不管这是当下的写照还是画皮，都俨然一片遍地黄金的土地。那为什么还要移民？
　　移民的关键点可能不在于“到哪里去”，而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因为它最起码允许你用脚投票。但是每迈出一步都有成本，富人可以移民，前提是他们能支付移民的成本。反过来说，有的人负担不起，只能“望洋兴叹”，虽然他们可能更加渴望。在当下的社会中，富人阶层的安全感、尊严感不见得比贫民阶层更有保障，只不过他们有能力选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客观地说，没有多年来的开放，很难想象个人会在短时间内积累如此多的物质财富。中国宏观经济的上升趋势才是最大的造富机器，离开了这片热土，异国他乡不见得能构筑财富神话。而且走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生存之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心理上的适应，问题不是“我到了哪里”，而是“我是谁”。王颖的第一部长片《寻人》探讨的正是这个方向上的问题。
　　李安和王颖能被西方人关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们善于描画华人在西方世界的境遇，只不过王颖更加深沉，所以他这类题材电影的文艺范儿更重一些。《寻人》的片名直译是《陈失踪了》，英文片名《Chan Is Missing》，不小心就会被听成“Chinese missing”。王颖不见得有这层意思，但电影却实实在在是关于在异国定位自我的焦虑。
　　旧金山的华人乔和史蒂夫为了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出租车牌照，便给了来自台湾的陈雄4000美元办这个事。陈雄失踪了，于是两个人开始四处寻找，想要挽回损失。他们先是发现陈雄卷入一场交通事故，沿着这个线索，他们接触到和陈雄有关系的人。但是人们对陈雄的描述却互相矛盾，根本不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陈雄”。电影表面上像一部侦探片，追问“陈雄在哪儿”，最后却落脚到形而上的认识论“陈雄是谁”。这个能解决他们出租车牌照的人，同时卷入了杀人事件、政治斗争，让人难识庐山真面目，这多少是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遭遇“文化休克”的一种折射。
　　“文化休克”的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 Oberg)在1958年提出。“当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会因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流符号与手段而产生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但这个并非不可逆。研究指出：人的成功、攻击性和心理苦恼，与竞争性和人际关系有关。当有高水平的社会协同性时，人的攻击和心理苦恼会降低，而成就不一定受影响。也就是说“使个体和社会同时都受益的行为模式”，可以减轻在追逐个人成功时所带来的攻击性和心理苦恼。一个产权明晰、相信劳动致富、恪守社会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可能会达到这种要求。如果能进入这样一种社会环境，虽然开始会伴随着“文化休克”，但让人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预期和踏实的希望，你会不会去呢？如果是在“身份壁垒如山、等级界限森然、钱能使鬼推磨、势可让人成仙”的环境下，你会不会离开呢？
　　王颖绝少直接讨论这样的事情。他在香港出生，在美国拍戏，1993年的《喜福会》为他在好莱坞打开局面。电影被关注在于所谓“四对华裔母女身上折射出了中西文化冲突”。但我觉得王颖的视角本质上是西方视角。《曼哈顿女佣》里有一句台词：“我们为他们服务，但不代表我们是他们的仆人。”
　　由此，所谓某些观念的加入，对王颖的电影来说多是一些衬托与对比，他爱夫子自道，不喜尖锐批评。比如我最喜欢的《千年敬祈》，一个父亲到美国看离婚的女儿，目的是为她解决个人问题。他以为女儿被丈夫抛弃，其实是女儿抛弃了丈夫。真是“岂有此理，好端端的一个家，你要背叛自己的丈夫？”我要在美国“住到你恢复正常为止。”其实到底是谁不正常？王颖没有讽刺父亲，而女儿也绝非不靠谱的人，她有不和某个人在一起的自由。
　　婚姻自由不是我有和某个人结婚（在一起）的自由，而是我有不和某个人结婚（在一起）的自由。在“父母之命”的时代，两个人一般拜过天地后才见面。面都没见过的凡人，很难说讨厌还是喜欢。也就是说在“媒妁之言”下，你没有和一个你喜欢的人结婚的自由，同时你也没有和一个你讨厌的人不结婚的自由。时代跑步了，我也只能说我有不和某人结婚的自由，而不敢说我有和某人结婚的自由。因为如果我喜欢上一个人，鬼迷心窍发挥主观能动性，高喊着我有婚姻自由，而不管别人是不是喜欢我，往前一步可能就变成欺男霸女。
　　这个问题进一步说就是关于以赛亚·伯林将“自由”分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简单地说，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前者是为了独立而采取自我克制；后者往往是为了“完全相同的目的而采取的自我实现”。伯林说积极自由会“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事实是，在消极自由之下，人肯定不能随心所欲，而在积极自由之下，能为所欲为的肯定也不是升斗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