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去职的官员

庶民的力量

　　随着10月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的落马，2009年共有12位省部级官员被拉下权力的神坛，再加上被公开宣判的刘志华、陈同海和孙瑜，共计达15人之众，这还不算诸如广东盐业系统窝案被拉下马的司局级官员，甚至更多的基层官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对比，2009年，中国的反腐进程都在逐渐推向高潮。在这一进程中，有越来越明显的外部因素，如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也有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内生力量：那就是中国民意在互联网时代以及政治文明时代的崛起。尽管民意的理性化、建设性依然有待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意在不自觉中对公正的诉求正在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司法进程以及社会进步，这就是庶民的力量。我们赞美这种力量，也赞美让这种力量得以成长的伟大时代！

　　继2008年民间力量“春晓”之后，2009年中国草根社会的风雨之声，淅淅沥沥愈发热闹，多少“流年失利”的官员纷纷落马之同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又稳健的向前踏了一步。

草根社会“承前启后”

　　一年前的2008年，深圳“北京来的怪叔叔”、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等网络事件与群体性事件中，中国民间力量进行了多次“艰巨”的试验，并取得不少实际性的社会成果。

　　是年岁末，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因一句“（地产商）谁恶意降价就罚谁”的“失言”，点燃了经济社会矛盾的敏感点，导致网民对其进行人肉搜索，竟发现其坐豪车，戴名表，抽贵烟……进而将这一年中国公民社会的风雨，直接刮进了不平常的2009年。

　　今年年初，“天价烟”局长在官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其贪腐行为而落马，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颇有“承前启后”之意味。

　　2009年6月，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时，后者竟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犯下将执政党与老百姓对立起来的“常识性错误”。此事经过网络媒体报道后，“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成为2009年官员“雷语”之首。事后，逯军被郑州市有关方面停止工作，接受调查。

　　同月，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也遭遇“流年不利”。6月3日，有网友在某论坛发帖称，最近收到一封未署名的邮件，内容是反映广州某法院领导编造理由赴南非等四国考察并在考察结束后在向上级递交的考察报告中弄虚作假等问题。帖子包括10余张扫描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向广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的请示文件、赴南非等国考察访问报告及该单位网上工作平台的交流记录等三部分。

　　10月15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免去罗国华广州海事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海事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确认：该院6人12天考察南非、埃及、土耳其三国，人均花费8万多元属实，并承认“顺途”“就近”参观当地风景名胜。

　　这一年中，被公民在网络上曝光而事发的类似事件还有：驾驶公车游玩莫高窟，口出秽语并掌掴讲解员的“最牛团长夫人”（事后当事人陈伟、于富夫妇被新疆建设兵团双双免职）； 四川洪雅县招商局局长冷国民餐后打砸饭馆（事后受党内警告处分）；河北承德牛圈子沟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在群众来访时，回避并口出“要跳楼就去五楼”之冷漠言辞（事后因“对待接访工作不负责任”而被免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女检察长开豪车盖豪楼（处理结果不详），等等。而比较灰色幽默的“小事”则有，温州一警察在一个舒适的清晨，开着警车慢悠悠的遛狗，被网友拍下挂到网上，引来网民热议，当事人事后被停职、停开警车，这则“警车遛狗”的趣闻，让国人哭笑不得。

恶法的终结

　　与“孙志刚”事件终结野蛮的收容管理制度相似，另一个人用生命的代价加快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退出历史舞台。

　　11月13日，唐福珍在自己的经营场所抵制强制拆迁而引火自焚，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而震惊全国。事后，北大五名法学学者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拆迁条例》）进行审查。

　　自2007年3月物权法实施以来，下位法《拆迁条例》不但有间接的违宪内容，更是与物权法有直接冲突。有评论说，不知道有多少非法拆迁悲剧在这个条例的掩护下堂而皇之的进行。而自唐福珍案发生以来，该条例更是处于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学界的介入使得民间的声音被进一步放大。

　　12月14日，五学者接到来自国务院法制办的电话，被邀请两天后参加后者举办的座谈会。据称，五学者提出的三点意见，被悉数吸收采纳，写进新的条例草案——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

　　就在唐福珍案事发后，有关部门正加快修改旧条例之时，黑龙江东宁县县长任侃在“改造动员大会”上告诫老百姓，“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

　　据报道，该县在连续多年大规模拆迁的基础上，又在今年初提出，三年内拆除县城内剩余的60万平方米平房。拆迁为政府带来了收益，全县连续3年土地出让超过5000万元。与此同时，也引来了包括自焚事件在内的诸多冲突。

　　近年来，伴随房价的一路高歌猛进，城市的大拆大建在“城市化”，甚至是“公共利益”的掩护下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成都、东宁，甚至发生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看似法治比较完善的沿海城市广州。

　　一位熟悉城市拆迁内幕的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在各地轰轰烈烈的拆迁中，许多的运作背后都存在将个人利益“公共化”、公共利益“权贵化”的特点，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地方政府“强拆”当中表现得“如此强势”的原因。

“垃圾”官员与绿色公民

　　如果说两年前厦门PX项目的流产记是中国公民社会一次最耀眼的试验，那么今年岁末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则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据12月21日《广州日报》报道，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确认暂停，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在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时说，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有周边75%的人同意才行。

　　地方官方在公众的不断感性声讨与理性努力面前“软”了下来。而一个月前，广州的媒体头条还是强硬的政府表态——“番禺垃圾焚烧厂还是要建！”，而这个标题的背后同时透露出了市民的强烈无奈意味。

　　但是，公众的努力并没有到此为止。很快，番禺丽江花园等社区网站出现了知情人士透露惊人秘密。

　　一个声称“消息来源保护”的帖子说：现已查清，坚决要求垃圾焚烧的广州市副秘书长吕志毅和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联，其弟吕志平是垃圾焚烧控股公司广日集团物流公司总经理，其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吕仁斌是垃圾焚烧投资商广州环投公司采购部经理。

　　自网络兴起以来，有关官员因网络曝光而“吃亏”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此次不同的是，上述两则消息立即上了次日广东两家省级都市类报纸《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的头版头条，在这两家报纸上，甚至还有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原环保局局长）的“原声”录音文字。

　　熟悉中国舆情的人士注意到，这种直接质疑本地政府高官的行为，是近20年来极为罕见的“媒体事件”，其意义不容小视。

　　公众通过媒体的监督，取得了与权势集团几乎势均力敌的“反对力量”。

　　一观察人士说，广州的垃圾焚烧厂事件，不但让社会看到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输送内幕，看到了“垃圾”官员，也看到了绿色公民。